美国《新闻周刊》驻中国分社社长刘美远访谈：杂志重在总结分析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笔者走进了她在北京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她那身桃红色的唐装和满脸的笑容，在访谈前的几句寒暄中，笔者立刻感受到她的热情和行事的干练。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件"
　　对外大传播：最近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参访大陆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都有报道，《新闻周刊》也一定会关注这件事情，请问您是怎么看的？您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来报道这件事情？
　　刘美远：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对我个人更加有趣。这不仅是因为我亲自参与这件事情的报道，而且我来大陆之前在台湾工作过，但我从没想过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会有幸报道这样一个历史性事件。
　　当然，新闻周刊与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报纸报道的角度是不同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会把它放在一个大的框架下做更深入的分析报道，最关键的是这个事件为世界了解中国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因为你要了解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就必须了解政治，比如在台湾的各个政党在政治上所起的不同的作用，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光是关系到两岸之间，对整个世界来说，了解海峡两岸政党之间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事件，不仅仅是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好处，而且还可以让全世界更清楚地了解两岸关系的复杂性。
　　杂志重在总结分析
　　对外大传播：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传媒产业，其文化产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享有巨大的影响力。贵国三大新闻周刊目前在中国都设有分社，均派有常驻记者，那么你们在对中国新闻内容的采集上有没有各自的侧重点？
　　刘美远：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些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1980年是最关键的一年，本刊也因此在中国建立了分社，我本人有幸参与了这项工作，当然在这前后也有些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没有互联网，人们对中国的认识相对较少。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了解中国的途径多了，有互联网、日报以及电视网络系统。在此之前的报道主要是单纯的新闻报道，自三大媒体发达之后，随着报道内容的不断丰富，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新闻的分析性，这样就可以更加深入，报道的篇幅也比较长，不像以前只对一件事情作简单的描述。现在我们会回答一些深层的问题，比如说下一步会怎么样？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会对另外一些事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
　　对外大传播：《新闻周刊》的封面专题报道都做得很成功，你们是如何策划的？
　　刘美远：首先是准备工作要充分，当然像海啸那样的突发事件是来不及准备的，但像战争这样的事情是有时间准备的。
　　其次是反应要快，无论是记者的心理、行动还是设备都要求有快速、充分的准备，比如电脑、卫星电话、手提电话等，像海啸这样的突发事件还要准备发电机，记者要有严格的纪律，随时待命登机奔赴目的地，如果延误了航班，晚达几小时或24小时，事情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还有一点就是管理人员一定要有经验，报道组的成员要相互认识，彼此了解，整个团队必须熟悉自己的产品。
    对外大传播：近年来美国的时政类杂志有向生活、娱乐方向转移的倾向，《新闻周刊》和《时代》都有这种迹象。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失掉你们的个性吗？听说你们在香港出的简体中文版就是侧重文化和娱乐，而淡化了政治，是这样的吗？为什么要在此放弃自己的强项--时政评论呢？
　　刘美远：你的观察很敏锐。目前我们是把主杂志和香港中文版的内容分开的，我们不会延续性地朝着生活化的方向发展。自"9·11"事件之后，大篇幅、大规模地报道国家安全、战争等话题，因为这是美国人民最关注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不会影响到杂志的质量。当然你会看到视觉效果上的一些变化，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重新设计版式以及照片的运用，不是内容上的变化，而是视觉效果上的变化。
　　在香港的中文版叫《新闻周刊选摘》，为什么要重点选择生活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想让这本杂志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并在这里出版发行。
　　"整个国家都呈现出多样性发展的趋势"
　　对外大传播：在美国这个世界闻名的杂志王国里，《新闻周刊》在盈利方面一直处于前十位，可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潜心开发中国市场，您认为《新闻周刊》有希望在中国出中文版吗？
　　刘美远：我们来中国是以一个新闻人的角度而不是以一个商人的角度来做的，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中国整个商业运作的过程。
　　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点是尽量多了解中国，当然我们也希望在中国出版发行这本杂志，现在中国每月、每天、每分、每秒都在开放。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我有幸置身其中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变化。虽然中国市场还很年轻，但绝对是有前途的。不光是消费品，对于出版物、媒体等，每个人都在谈论13亿人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普通百姓也越来越想了解外部世界，希望自己市场上的媒体、出版物能够多样化，也让他们有机会充分了解中国以外发生的事情。
　　对外大传播：《新闻周刊》和美国的大多数媒体一样一贯注重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近年来有些改观，我想知道来过中国和没来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对中国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刘美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确，来过中国和没来过中国的人对中国的看法是不同的。至于负面报道的问题，这只是一部分媒体，的确有些报道谈的是负面的，但总体不是这样。因为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越来越不简单，她不像以前那样人人都很一致地去服从某一个东西，她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人们都在关注多样性。置身中国之外的人每当谈到中国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概念性的东西，可当你置身其中，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每个团体、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设想，整个国家都呈现出多样性发展的趋势。
　　"我很有幸在中国做记者"
　　对外大传播：请您谈谈您对中国同行的印象，您在中国采访的体会。
　　刘美远：总的来说，我碰到的中国同行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都是工作很努力的人，急切地去学习新的东西，不断地提高自己。他们还很好奇，我对他们有些崇拜，因为在中国做记者很不容易，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他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在这一行干了太长的时间，尤其是在中国，有很多事情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很有幸在中国做记者，亲眼目睹中国的变化。
　　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当时是邓小平被免去了一部分职务，但同时还保留了一些官职。我就问他什么时候能够完全退休？这个问题不仅是外国人，就连中国人也很关心。邓小平先生当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间接地说，他只是不做副总理而已，并不是所有的官职都不做了，他还保留了军方的职务。当他听到我这个问题时略感意外，但还是很礼貌地作了答复。记者会后我们还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他看我有点像亚裔，还问我是不是越南人。我当时很高兴，我能亲眼见到他并和他交谈。我想不光是我，任何人见到他或亲自和他交谈之后，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对外大传播：在中国做记者与在其他地方做记者有什么不同？
　　刘美远：在中国做记者是一份充满活力的工作，这之中有巨大的挑战，也有巨大的满足感。现在中国正处在历史的重要的变革时期，对于记者来说，这是施展才华的最好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知道很多东西，你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作为记者，在一个地方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你就会厌倦，想去别的地方，可是在中国你永远都会发现让你惊喜的东西。
　"人才的培养是第一位的"
　　对外大传播：中国的杂志业市场近年来发展也很快，但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美国相比。好在中国有13亿人口，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您看来中国杂志要想走向规模化和产业化，目前最欠缺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哪些努力？
　　刘美远：我想中国的媒体都会有各自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向海外扩展业务的时候，机会应该是差不多的，但首要的问题是要重视人力资源，加强人才的培养。编辑、记者、摄影师以及管理人员都要接受专业培训，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个人在这个领域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我一直在帮助年轻的记者或刚刚从事这一行的新手，使他们尽快掌握报道技巧，提高写作能力。我很高兴地看到一些年轻记者经过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成长起来，后来也成了办公室的主管和分社社长。所以，要想做好媒体，人才的培养是第一位的。
　　"新闻人的品质很重要"
   对外大传播： 您作为新闻战线的一位老兵，请您谈谈您对新闻报道原则的理解。
　　刘美远：说到新闻报道的原则，我个人认为有三点必须遵循：
　　一是新闻报道与做生意要严格区分。做生意是怎么样来卖杂志、报纸，怎样去获得市场份额，赚更多的钱。而对于新闻报道来说，就是要关注什么是新闻？什么是事实真相？你要告诉读者什么？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比如一个大的广告客户要求你放弃原则为他写一篇宣传性的报道，你就不能同意，因为这样做会影响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这一点在中国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是新闻人的品质。《华盛顿邮报》前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曾经说过，新闻报道的技巧是可以学会的，但最重要的是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有些人有很好的新闻报道技巧，但品质不好，这样也会影响新闻报道的质量。所以，记者应该首先做一个诚实的人、有道德的人，然后才可以谈报道技巧。
　　三是透明度。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美国你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是人都会犯错，但出错不要去掩盖它，掩盖比出错更严重。中国的"非典"就是一例。
   事发之初，缺少透明度，引来了很多负面报道，后来中国政府及时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很快就赢得了世界的理解。
　　对外大传播：《新闻周刊》目前在中国有多少人？他们是否经过中文培训？
　　刘美远：在北京有报道权力的有三个，重庆一个，上海一个，香港还有一些。当时雇佣他们时，都已经会讲中文了，在这之后，他们还在继续学习，以便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
　　就我个人来讲，我比较喜欢雇佣有新闻工作经验的记者，他们首先要知道怎样做一个好记者，再就是要充分了解中国，懂得怎样在中国采访。目前在大陆工作的5名记者中有3名已经与中国人结婚，还有一位的丈夫是美籍华人。他们对中国都有比较深的了解。
　　《新闻周刊》近年来有不少有关中国的深度报道，尤其是今年5月9日一期的封面文章“中国的世纪（China's Century）”，篇幅长达20多页，作者是该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文章讲到一个新的大国正在东方崛起。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是把它当作一种威胁，还是一种机遇？笔者认为文章中的很多观点都值得中国读者阅读和了解。（本刊记者 潘天翠/本文在采写中，得到了《新闻周刊》驻北京分社王振儒先生和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政研室吴奇志女士的大力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本文刊于《对外大传播》2005.5）